我本将心向明月 奈何明月照沟渠

文/林海雄

在正式开始论述之前，我们先来看看IT专家为何会成为众多智慧城市规划的担当者。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智慧城市”这个概念是由全球IT巨头企业IBM在新世纪率先提出来的，后又经各路媒体及IT公司、IT专家的刻意宣传，搞得家喻户晓。

其实当年IBM提出的概念，叫“Smart City”，原本是信息技术在城市的局部领域(如供水、供电、交通系统)的应用，后来国内有高人将其翻译为“智慧城市”，要知道“智慧”在中国文化语境里的内涵边界可是大到了无远弗届的。一个欠妥当的译名引导很多人夸大IT技术在城市建设中的作用，提出很多不切实际的目标，原本一种信息化的局部应用，就一下子变为全局性应用了。由此造成中国的“智慧城市”概念，远远超出其作为一项IT技术应用本该有的内涵。

随着媒体、IT公司的大肆宣传，“智慧城市”的叫法普及化了，变得深入人心，在概念层面也被社会广泛接受，2012年国家和各级政府开始推进“智慧城市”的建设。当时，由于各界对“智慧城市”的真正定义其实是模糊的，但对于工作需要从IT技术的应用来切入，都是达成共识的。这个切入点明显存在着很专业的IT技术壁垒，再加上这个“智慧城市“概念就是由IT专家提出的，那么由IT专家来担当“智慧城市“的规划者就是一个在直觉上很合理的选择。

IT专家群体在此大背景下，集体性刷到存在感，仓促之间，恍惚之际，被整个社会推上了时代的风口浪尖，成为“智慧城市”规划重要的担当者。

然而，古语有云：“德薄而位尊，智浅而谋深，力小而任重，事鲜有功“，正是IT专家群体，此后要面临窘境的现实写照。自此以后，大量由IT专家负责规划的”智慧城市“建设，前赴后继地步入困局，直至今日，这个局面仍然不见整体性扭转。

IT专家的思维模式有个本质性特征，叫做逻辑严谨。因为信息化工程设计尤其是软件工程的设计必须是确定的、没有二义性的，否则系统将无法运行。这类工程必须在信息完备的环境下进行，是非常精准的逻辑设计，必须排除一切不确定的因素，才能保证系统开发的顺利进行。

IT专家的这种思维模式，有一个非常时髦的说法，叫做顶层设计模式。这是一种极为典型的信息系统工程设计思维，强调要自顶向下地设计一个复杂系统，思考方法是层层细化，由此来保障对确定性问题的全方位考虑，避免整体架构上出现遗漏和错误。

顶层设计是信息工程中形成的思考方法，依靠的是严谨的逻辑推理，适合于处理边界条件已经确定的工程性问题。

IT专家基于上述思维模式开展智慧城市的规划时，首要任务是要建立起一个设想中的确定的城市运行框架体系，然后以严谨的逻辑推理着手规划。在这个过程中，一旦面对不确定的外部环境，便会陷于束手无策的境地，具体表现形式是IT专家会持续要求各级主管领导替他们排除所有的不确定性，直至得到一个确定性的目标任务。因为IT专家擅长的就是依据逻辑推理，为一个确定性目标，找到“怎么做”的方法，是标准的执行层思维方式。

遗憾的是，在真实的城市运行中，确定性永远都是相对的，不确定性才是绝对的。确定性环境是忽略了很多不确定性因素进行了近似处理的结果。这种想当然的标准化处理，虽然使很多规范化的规划工作得以启动开展，但是当考虑的范围扩大了，观察的时间加长了，复杂程度增加了，原来的近似条件就不成立了，很多确定性问题立刻会转变为不确定性问题。由此，也造成了许多智慧城市的规划做好之日即是整改之时。每当面临这种局面，IT专家内心的迷茫与无奈，外人都难以体会，接下来仍然是在新的初始条件下再次寻求设想中的确定性框架，重复前一个规划过程，结果当然也是可想而知的不理想。

如果智慧城市规划永远只是停留在最初的电子政务之类的层面，涉及到的仅仅是一项一项具体的信息化工程，那么是可以按确定性工程来规划的，IT专家的确是有用武之地的。然而在当下，智慧城市早已不是当初这个概念了。现在的“智慧城市“，覆盖范围广，涉及面多，建设时间长，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城市发展方向、环境保护、节能减排、公共服务、政府资金分配、公众意愿与接受能力等，这些问题都不是逻辑思维能够处理的，更大的不确定性还来自上述问题的综合协调，智慧城市的规划已经迈入了必须面对不确定性环境作规划的时代。面对这样的大变局，IT专家在智慧城市规划方面已经是彻底玩不转了，因为不确定性问题原本就不是IT专家的思维模式可以应付得来的。真所谓“人生若只如初见，秋风何事悲画扇”，徒唤奈何而已。

既然智慧城市规划是注定要面对不确定性问题的，那么究竟需要何种思维方式呢？回答是：战略决策性思维。

智慧城市建设，首要解决的是“做什么”的问题，而不是“怎么做”的方法。城市选择“做什么”不是靠逻辑推理，而是要靠价值评估，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进行有风险的判断。一个城市选择“做什么”，是战略性问题，不确定因素太多，严谨的IT专家型思维是无法适应的。

面对不确定性问题本来就没有精确性可言，需要的是战略决策的正确性，是超越逻辑运算之上的一种风险决策，不可能依赖于精确的IT思维来推导得出。

战略决策性思维是要解决城市的定位问题，是要决定“做什么”而非“怎么做”的问题。这种思维模式高度依赖于规划者的视野、经验与阅历，所做出的决定也是有风险的，也不可能做出边界分明的定义。城市选择“做什么”的方向性战略决定才是智慧城市规划优劣的关键。

智慧城市规划是一项长期事业，且涉及面广、连续性强。战略规划上的失误会带来巨大的浪费，纠正也会困难重重。智慧城市的规划其实是一种城市的战略规划，参与的部门与人员必须从城市战略的高度上进行思考，才可以使智慧城市规划符合城市长期发展的战略要求。

智慧城市规划的任务必须要交给具有超大视野的战略规划者来完成。因为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个城市都是不能独善其身的。城市之间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互竞争、相互合作的，每个城市都首先要选择好自己在大格局中的定位。

城市的战略定位并不是可以随心所欲的，它是由历史与环境决定的。城市作为一种大规模的社会组织，与复杂的生命体有着类似的发展规律。正如生命体在什么位置，生长出什么功能的器官，并不是局部细胞可以随心所欲的一样，城市在大格局中的定位是由城市与周边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而确保一个城市在大格局里的正确定位，本质上就是最重要的城市智慧基因。

就以智慧城市的产业规划来举例说明“定位”的关键意义。任何一个城市的产业规划都不能随心所欲，不能什么热门就规划什么，要研究城市自己的比较优势，建立与周边城市的产业互补关系，优化区域经济的配套合作，避免过度竞争，促进共同发展。产业发展有自己的规律，它会向最有效率的地区聚集，违抗产业聚集规律的城市会因过度竞争而达不到发展产业的目的。如果某产业已经有了中心再想成立一个新中心是不现实的，而建设与之配套互补的服务环境会现实得多。如果不考虑周边环境，一厢情愿地发展“智慧产业”，都要做云计算中心、物联网产业、软件业等，注定是难以成功的。如果在一个更大的视野下看城市的产业规划，那么还会发现，早些年代里，城市的产业发展被局限于当地的小范围之中，如今全球交通与信息化技术大发展之后，城市产业经济已迅速加入到区域经济、全国经济、全球经济的大重组之中，产生了更为丰富多彩的合作新机会，任何城市在作产业规划中都不能无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由此可见，在作智慧城市产业规划时，城市选好自己在社会经济大格局中的定位就显得非常关键，定位不正确是很难顺利发展的。

所以说，正确的定位是城市发展的智慧基因，是智慧城市规划的关键性任务，而这种超级宏阔视野的战略性思维，IT专家是不具备的。IT专家的思维模式是严谨的逻辑推理，是用来解决可以很复杂但必须是确定性的工程学问题的。这种思维模式对于当下智慧城市的规划而言，体现出的就是一种原生性的局限。

IT专家最擅长使用的工具手段是信息化系统规划与大数据分析。这两个IT工具在智慧城市的规划工作中都有着严重的局限性。

先来看信息化系统规划，根据前面对IT专家的思维模式分析，由IT专家规划的信息系统都是用来解决确定性问题的。这类信息化系统可以实现的都是具体化的短期效益，因为在工程执行期内的调整、修正比较方便，可以围绕一个暂时近似确定的目标加以展开工作。但是对于需要长期服务的系统的效益保障就很难。一方面是由于用户会更换，而服务评价是由用户决定的，用户的感觉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是环境会变化，外部竞争条件也会变化，这使得原先规划好的系统随时可能被淘汰。

智慧城市的信息服务系统大都是需要长效生命机制的，服务系统极少是一次成功的，成功的系统都是要不断修改而成。信息系统自我完善的主动性与修改的效率决定了系统的生命力。对于这类长期服务的信息系统，首次设计的完善不是关键，及时调整改进的机制才是关键。正是在这种机制建立方面，IT专家的作用非常有限，因为他们不具备调动整合这个机制得以形成的各方资源的能力。

首先，信息服务系统的自我改进机制需要建立在信息反馈的基础之上。系统的生存需要大量外部资源，资源的供应要与服务效益挂钩，考核机制要与服务效果挂钩，城市管理标准要与社会对服务效果的要求相一致，这样系统才有持续改进的动力，才能保证改进的方向不偏离系统建设的初衷。

其次，从问题发现到改进的信息反馈渠道要通畅，反馈信息传递越通畅，改进的效率就越高，改进的成本也越低。现实的规划工作中，很多系统的反馈改进渠道不流畅，用户意见很难传递到IT专家的手中，更难迅速变为修改行为，改进效果的信息反馈也慢，这些都会降低系统的生命力。

再者，信息系统的效益并不完全由系统自身的优劣决定，外部配套更重要，配套服务会形成一种有益的生态环境，提升服务效益。信息系统的建设应当尽量与环境改善同步，如交通、通信、商业、文化等方面。智慧城市信息服务系统的效益不是单靠系统本身就可以实现的，必须是多方面配套的结果。

可见要形成上述对于信息系统长期效益的保障机制，必须要有城市企业、市民、政府机构等全体社会成员的有效参与方可实现，而IT专家对于推动这样规模的社会性参与是无能为力的。

事实上，智慧城市的每一个需要长期生存的信息化项目都要视为一个生命体，长期生存的模式都是一种生命机制，都要有对抗混乱度增加的自我修正功能。因为智慧城市的信息系统，面对的外部环境是不断变化的，系统要有自我调整的机制才能维持其服务效益，这种自我调节适应环境的机制就是生命机制，它能够从外部获取信息，自我修正、自我调整，使系统服务能够长期有效。

IT专家可以搭建出信息系统，但信息系统的生命力不可搭建，具有生命力的系统需要自我成长，要靠机制来维持其效益，以确保系统服务的整个生命期。这个机制的形成，必须依赖于全社会的积极而广泛的共同参与，单靠IT专家这类技术群体，注定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下面再来看大数据分析这个工具，IT专家对于大数据分析都是充满自信的。但由于其思维模式的特征，又会导致如下的应用约束：当问题是确定性的，数据是准确的，精确演算才有意义。如果面对的是不确定性问题，数据是不可能准确的，对于本身就是不确定性的问题，那些眼花缭乱的数据分析技术实际上没有太大意义，假数真算只是自我欺骗，算得越精细偏离真相越远，迷惑性越大。

在信息化舆论世界中，“大数据时代”已无可争议地占据了统治地位，压制了一切质疑之声。这种一边倒的舆论非但不能助人利用好大数据资源，反而会诱导大数据应用走入歧途。大数据是一项工程技术，任何技术都有其局限性，超出其适宜范围的推广都会适得其反。

大数据之“大”给人以极大的迷惑，以为大数据会在重大决策中发挥重大作用，以为有了大数据一切都是可预测的，以为大数据能够消除一切不确定性，迎来确定性的新世界，使规划决策成为精确性的计算，成为无风险的科学。

认为大数据能消除事物的不确定性属于牛顿时代的思维，现代科学认为不确定性是事物的本质，不是大数据想消除就能消除的。在现实的城市生活中不是所有的信息都是可以数字化的，人们的意愿、士气、决策者对形势的感受力、决心与毅力等，都无法数字化，且对决策越重要的因素越难以数字化，离开这些未能数字化的因素，大数据决策将毫无意义。

大数据来自基础层面的数据渠道，而重大问题的决策是在新涌现的高层次上的思维，是底层思维无法认知的。这正如人们不能通过大数据统计分析归纳出诗歌的创作理论，也不能通过计算机数据处理，在一切文字组合中筛选出优秀的论文。因为诗歌的韵味、论文的价值是高层次的规律，利用底层大数据做高层决策完全不可行。

智慧城市规划要用到的战略性决策与精细的底层数据无必然的联系，战略思维重要的是对全局的把握。城市决策者了解情况是重要的，防止过于片面信息源的干扰也是重要的，信息既可澄清认识，也可误导认识，对局部数据代表性的估价不当就会产生误导。

大数据的优势在改进微观具体业务。大数据来自微观业务领域，其聚集的数据是特定环境的数据，大数据所揭示的规律正适合于相应环境的业务改进。大数据的优势是能够发现特定领域内的精细规律，往往在用于微观业务改进时，才会有很好的成效。所以，在城市战略决策层面的应用要非常谨慎，大数据分析在这方面远远不是万能的，相反要意识到随时可能受到其误导的可能。

大数据能够帮助我们利用爆炸式增长的数据资源去解决一些过去棘手的问题，提高工作效率。但作为一个信息化工具，离代替人类高超的城市运行决策智慧还差得很远。

黑格尔说过：“在纯粹的光明中和纯粹的黑暗中一样看不见东西”。我们会发现在数据爆炸的环境中决策与数据缺乏的环境中决策同样困难，数据分析工具并不能保证能分析出有用的规律，这也正是 IT专家在使用大数据分析这个工具时必然伴随的一个看不见的天花板。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IT专家在智慧城市规划时最擅长使用的两种工具手段都有着难于逾越的局限性。IT专家可以完成信息系统规划，但无力搭建保障系统长期效益所必须的机制性环境。IT专家也掌握大数据分析的方法，但大数据分析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被夸大了。

IT专家以确定性的工程思维模式发轫，采用IT系统规划及大数据分析等工程手段，来开展智慧城市的规划工作。因此，由IT专家制定的智慧城市评价标准也必然是一系列工程化的表达。事实上，IT专家一直都在尝试着给出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智慧城市的规范化标准，希望可以使智慧城市的规划变得有章可循，这是由他们的工程学思维决定的。

在这些由IT专家实际主持编制的评价标准文档里，强烈表达着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移动通信等技术在城市规划上加以最大程度应用的愿望。甚至不惜用量化的信息技术使用率，来评价城市智慧化的水准，比如：某种IT设施的普及率，例如，城市无线网路覆盖率、智能手机普及率、电子商务使用率、云计算普及率等。仿佛一个城市的IT工具使用程度，直接就可以反映这个城市的智慧化水平了。由于工程学上完美的IT架构，在一定时期内是趋于同质化的，这类评价标准里就会内含着一个统一的技术性标尺，试图用最主流的IT技术建构起一个在当下看来最完备的框架体系，在各个城市里复制，现在智慧城市建设表现出的千城一面态势即是明证。

可见IT专家制定的智慧城市评价标准带来的后果是比较严重的，在抹杀城市的个性化发展的表象下，本质上是对真正的城市智慧的一种认知上的浅薄。

事实上，城市智慧与技术先进是两个不同生命期的概念，前者以百年、千年计算，而后者几年至多几十年就会大变，信息技术可说是瞬息万变，因此信息技术的应用只能以聪明来描述，不宜用智慧来表达。聪明与智慧是不同的，聪明形容短期行为的有效性，智慧关注的是长期有效性。聪明用以夸奖小孩，智慧用以评价成功人士，迅速见效的事情不会用智慧来描述，因为智慧需要足够的时间考验。

以迅速变化着的信息技术标准来测评悠久的城市智慧是不妥的，历史已有很多教训，短期有效的事情未必长远有益，因此永远不要以短期的成效作为长期智慧的标准。城市智慧的概念太厚重了，如此年轻的IT标准没有评价城市智慧的能力。

不论是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移动通信，它们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还是瞬间的产物，“其兴也勃，其衰也忽“。这些技术是聪明的，但是作为衡量智慧的标准则太轻薄了，城市智慧是厚重的，需要有厚重的标准。作为工具的信息技术用得好，只能算是聪明，长久的可持续生存与发展才谈得上智慧，才是智慧城市的目标。

在城市信息化建设中，只有在一些特殊领域是可以设立统一的标准的，如在政府公共服务方面，管理部门可以在“互联网”+“政务服务、交通、医疗、教育、食品安全”等方面提出规范标准，加强统一管理。因为这些领域的运行机制及信息流程相对明确，可以近似为一类确定性问题，而IT专家对于这类问题的解决是在行的，当然也就可以给出相应的评价标准。然而，对于这些局部领域的智能化技术改造，相距一个城市的真正智慧而言，还相差着十万八千里。

那么究竟如何来评价IT技术的使用，给城市智慧带来的提升效果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给出另一个前提性问题的回答。这问题是：什么才是一个城市的真正智慧？

这个问题的回答，依赖于对城市这个概念的理解，笔者认为城市的本质是一种不断优化着的人类社会组织。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组织化的发展史。人类是群居的动物，随着语言、交通、生产力的提高，群居的规模从几百人的部落发展为上千人的村落、上万人的城镇以及百万、千万人口的城市，环球交通与通信网络又使社会经济走向全球化。人类社会组织日益复杂、日益精细、日益完善。推动人类组织复杂化的动力是人类对效率的追求，复杂庞大的社会组织，也即城市，是人类实现其自身高效率资源获取与利用的工具。

人类社会的组织化进程与生物的进化过程是一致的。单细胞生物组织为多细胞生物，形成了专业化的功能器官，最终形成复杂的动植物体，其原因只是优化了的组织在资源的争夺与利用中效率更高，生物组织才得以不断进化求存。生物与人类社会组织化发展趋势说明了一个基本原理：组织化是实现高效率的基本途径。

城市的发展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是一个不断组织化的过程，城市的高效率是通过城市组织的不断优化实现的。组织优化决定着社会分工与合作效率，高效的城市是分工合作异常精细的城市，这种精细的合作来自完善的通信设施、良好的信用环境、默契的相互配套等多方面因素，居民、企业与政府机构在上述因素共同形成的环境里被有效地组织为充满活力的城市生态。这个城市生态内各物种之间的配套合作的方便性、专业化分工的精细性，代表了城市的组织化的水平。

总之，城市就是不断优化的社会组织，城市真正的智慧就是作为城市的社会组织自身优化的效率。

在上述城市智慧的定义下，“如何来评价IT技术的使用，给城市智慧带来的提升效果？”这个问题就好回答了。答案是：IT技术的使用，给城市这个社会组织自身优化的效率带来提升的程度。大家注意了，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每个城市必然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城市的组织优化的逻辑和过程，是由各自独特的历史演化背景来决定的，内涵着远比通用的IT技术厚重的城市个性化底蕴。IT技术仅仅是作为信息革命时代，提高城市组织化效率的一个工具而发挥作用的。本质上讲，IT技术和农业革命的牛耕铁器，工业革命的蒸汽机，电气革命的国家电网，在各自年代里充当的提高城市组织化工具的历史意义完全相同。

因此，智慧城市的建设就是通过IT技术工具，促进城市组织的优化效率的过程。这个过程的评价标准是很明确的，也是唯一的，这就是IT技术工具的选用，是否实质性提升了城市组织化的效率，提升在哪些具体的方面以及提升的程度如何？

然而，这样一个体现着城市底层个性的，同时也背负着城市发展历史使命的评价标准，其内涵意义的广度以及对城市特征表达的深度，都远远超越了IT专家以工程化视角，制定的智慧城市评价标准的范畴，因而就体现出一种深层次上的局限性。

在后信息化革命时代，IT技术的发展快到了让整个人类惊诧的程度，社会上弥漫着知识焦虑与害怕落伍于时代步伐的担忧。在IT新技术爆炸的背景下，IT专家被社会各界神话了，以至于在城市发展领域，太多的IT专家被赋予了智慧城市的规划重任。但是IT专家的思维模式是基于严谨的逻辑推理的，擅长的工具手段是信息系统的规划和大数据分析，制定的评价标准是工程化的技术体系，这样一种三位一体的组合运作，可以解决的必然只能是确定性的工程学问题。

然而，智慧城市本质上是一个社会组织不断优化的不确定性的生命学问题。两者之间深刻的差异，造成了IT专家规划智慧城市的重大局限，在相当程度上也导致了许多智慧城市建设正在面临的尴尬局面。

伟大的爱因斯坦讲过：“人类的不明智莫过于，以相同的方法重复努力，却还怀着无比的希望，期待着会出现不同的结果”。

通过近年来持续纠结而深刻的反思。我谨以此文，向智慧城市规划行业，发出我一个IT工程师内心深处真切的感叹：“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林海雄

高级工程师，国家注册电气工程师。

担任中国建筑业协会智能建筑分会专家工作委员会专家，"智慧城市专业组"副组长；中国勘察业协会 建筑智能化技术专业指导委员会专家；中国演艺设备技术协会第五（上海）分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2016“中国智能建筑行业技术创新人物奖”获得者。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B/T50314-2006主要编写人之一;《交通建筑电气设计规范》弱电篇的主要编写人之一；《世博园区信息化工程技术规定标准》主要编写人之一。